（以下 W 代 吴老 先生， R 代记者）
R ：吴老您好，在您的回忆录里，您给自己晚年起的笔名是“庸翁”，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名字呢？
W ：意在说明我平庸一生，没有什么建树和出彩的事情啊。
R ：您说自己平庸一生，能讲讲在您看来什么是“平庸”么？
W
：一生中没什么大风浪，没有为祖国做出什么贡献，只起个螺丝钉的作用，我们都得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，自己能吃几碗饭自己心里有数。我一辈子没什么大喜，不过悲到是有两次，就是文革时期和整风运动时把我划进特务行列的那段日子。
R ：这两次大悲跟你带来了哪些影响呢？
W
：它们虽然使我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一定的摧残和伤害，但它们也使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，那些事也是由于当时历史环境决定的，能够理解。
R
：在您的回忆录里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：虽然是身在那样一个牛鬼蛇神横行的年代您家庭很困难，但是一直保持极高的求学的热情。我有些不可理解
…
W
：那时候，年轻，我本身又是个好动的人，骨子里有一股热情，求学欲很强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读书就是出路，人吗，趁年轻就得赶紧学习。我同学家庭状况好的，有考上清华北大的，可我家里没条件很羡慕。
1946
年我去了张家口的晋察翼工业专门学校学习，不久之后中央分局的人动员我回北平搞地下工作，我一听，急了，强烈要求留下来学习不愿意回去，后来还哭了一鼻子终于如了我愿。
而且去了解放区以后我也不愿回来，我实话实说啊，我当时也没什么很崇高的想法，一个是解放区上学管吃管住，条件总比家里吃不上饭好吧；另一个一到解放区就心情舒畅！当时在北京（沦陷区、国民党统治）大家都不敢说话，心里憋气，到了解放区什么是“解放区的天、明朗的天”你们可能体会不到，但我有对比，我就更愿意待在那儿。
R ：您那时老师一般都什么人担当呢？
W
：那时侯我们老师，都是从革命区延安转移来得。北京解放后我们的物理老师（现健在）还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呢，其他很大一部分老师都是北京理工的第一批教授呢。（
注：原“北京重工业学校” 新中国成立以后分为北京机械制造学校（现西安理工大学）和北京钢铁工业学校（现北方工业大学）
R ：在您看来现代年轻人和相当初的您差别大么？都区别在哪些方面呢？ 
W
：思想上的差距太大了，观念不同了。现在的青年都不了解我们那个时代，不能理解那个时代的我们，我们那时候是非常单纯的，而且很执着，以前的口号就是‘培养红色接班人'，现在已经不提‘红色'了。现在的青年都身在福中不知福
.
比如说咱学校新建的这幢教学楼（四教）那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，我们的课桌就是拿了老乡的薄棺材板子，下面用土坯子砌到这么高（吴老比划着茶几那么高的高度）搭着，
3、4 个人一排，教室墙壁是土墙，黑板就是用烧过后的烟灰抹黑的一块墙壁。晚自习围着一个限量供应的小油灯做作业，睡觉都是
4-5 个人一个炕。一间教室住 30-40
个人。我们干活也就为了有饭吃，为了以后过日子，为了我们的下代过好日子。现在就不同了，有太多人追求时尚追求个性了，心都太浮躁了。
R ：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？
W ：环境！环境变了，思想肯定也会变的，而且对这方面的教育也抓得不够，不够强。举个例子，去年的时候我晚上 11 ：
00
刚要睡觉，就听见外面闹哄哄的、乒乒乓乓的。第二天早上一打听，原来是大四快毕业的同学也不知是太兴奋还是发泄不满，从楼上扔东西、摔玩意儿呢。我们那时候，要离校都把宿舍收拾的特别干净整洁，想给下一届学生留个好印象
….. 不象你们 … （呵呵）（吴老的笑容更有些意味深长的味道）
现在的青年自由化程度太高了，我们有些优良传统在现在看来好像是有些跟不上时代，其实这是一种表面的假象，它们与时代的发展毫无矛盾，不管现在怎么提倡个性提倡自由开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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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开发活跃是件好事，但得有个度，最起码要有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。我认为学校还是抓得不够，得在道德教育方面狠抓一下，教育方式不能走极端。
R ：那如果让您在当今这个年代和我们一样重新来过，您最想做什么呢？
W
：如果真能这样就好了！哈，要我选择那就是学习！知识是无止境的，学习也是无止境的。如果现在的大学生自己愿意的话，本科毕业后还可以继续去深造，研究生博士什么的，不断地以知识来充实提高自己，而且目前咱们国家深层次高层次的人才缺口还是很大的。
……
采访结束后，吴老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楼梯口。在和这位老人的的交流过程之中，我能深切的感受到跟上一代人之间心理上的差距，无论差距呈现出怎样的时代背景；作为一个人存在与生活的基本道理还是如此的相似；最大程度的发展自己，做好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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